1967年2月11日至16日,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,因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,又称“怀仁堂碰头会”,后被定性为“二月逆流”。在这次会议和稍前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,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、陈毅、叶剑英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徐向前、聂荣臻等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。
这次会议涉及三个问题:第一,搞“文化大革命”,要不要党的领导。叶剑英质问张春桥:“上海夺权,改名为上海公社,这样大的问题,涉及到国家的体制,不经过政治局讨论,就擅自改变名称,又是想干什么?”并嘲弄陈伯达说:“我们不看书,不看报,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式的原则。请你解释一下,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?革命,能没有党的领导吗?能不要军队吗?”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,张说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。谭震林气愤地斥责说:“老是群众群众,还有党的领导哩!一天到晚,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,不要党的领导……这是形而上学!你们的目的,就是要整掉老干部,你们把老干部,一个一个打光。……四十年的革命,落得家破人亡,妻离子散。……蒯大富,是个什么东西?就是个反革命!搞了个百丑图。这些家伙,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。这一次,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。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。”
第二,搞“文化大革命”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。叶剑英说:“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,对犯有错误的干部,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,治病救人,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?照这样,人身都不能保证,怎么做工作?”李先念说:“现在这样搞,团结两个95%还要不要?老干部都打倒了,革命靠什么?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。”谭震林说:“我不是为自己,是为整个的老干部!是为整个党!”
第三,搞“文化大革命”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。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,叶剑英责问道:“你们把党搞乱了,把政府搞乱了,把工厂、农村搞乱了!你们还嫌不够,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!这样搞,你们想干什么?”徐向前激愤地说:“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。军队这样乱下去,还要不要支柱啦?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?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?”
2月18日晚,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,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,指责他们是搞复辟,搞翻案。从2月26日至3月18日,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“政治生活会”,批判这些同志。全国掀起“反击复辟逆流”的浪潮,更大规模打击残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。此后,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,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。
批判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大会